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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完素疮疡证治特色 张从正疮疡证治特色

浏览: 作者:佚名 时间:2019-12-17

疮疡为中医外科尤其是皮肤科的常见病、多发病,包括所有的肿疡和溃疡,如痈疽,疔疮,疖肿,流痰,流注等。笔者通过对金元四大家著作的研读,发现其中不乏有关于疮疡的论述,且治疗各有特点。现经整理,将其择要探讨于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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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完素疮疡证治特色
论疮疡病因病机,乃因怫热郁结
对于疮疡的病因病机,刘完素根据《内经》“诸痛痒疮,皆属于心”作了进一步阐述。他认为,疮疡的产生,是因为阳热怫郁于内,而致疮疡发于外。即“人之疮肿,因内热外虚所生也,为风湿所乘,则生疮肿”,故“其原在里,发于表也。受入持虚,言内结而发诸外”[1]。可见,刘完素因以火热立论,故他认为疮疡发生的根本病机也在于怫热郁结于内。
论疮疡治疗,确立托里、疏通、行荣卫三法
由于刘完素认为,疮疡的发生因其原在里,发于表也,为火之属,故治疗上须分内外,以治其本。具体又分为治内之外者,外之内者,内外之中者。如内之外者,表现为脉沉实,发热烦躁,外无焮赤痛,为邪气深于内,故治当疏通其内,以绝其原;外之内者,表现为脉浮数,焮肿在外,形证外显,因恐邪气极而内行,故先托里;内外之中者,表现为外无焮恶之气,内亦脏腑宣通,因知其经,当和荣卫也。此即为他在《素问·病机气宜保命集·卷下·疮疡论第二十六》中所说:“治疮之大要,须明托里、疏通、行荣卫三法。托里者,治其外之内;疏通者,治其内之外;行荣卫者,治其中也。” [1]故“用此三法之后,虽未差,必无变证,亦可使邪气峻减,而易痊愈”[1],如他所用的内疏黄连汤、内托复煎散即是根据这三大法则所立。他所确立的这治疮疡三大法,对后世医家如李东垣、汪机等影响很大。
此外,刘完素还详细论述了以针灸方法治疮疡。认为凡疮疡可灸可刺者,须分经络部分,血气多少,俞穴远近。若疮疡从背而出,当从太阳,选穴如至阴、通谷、束骨、昆仑、委中;若从鬓而出者,当从少阳,选穴如窍阴、侠溪、临泣、阳辅、阳陵泉;若从髭而出者,当从阳明,选穴如厉兑、内庭、陷谷、冲阳、解溪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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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从正疮疡证治特色
张从正对于疮疡证治,未从理论上进行专篇深入论述。但仍可从《儒门事亲》中所记载的医案,寻找出他对疮疡证治的一些特点。
在疮疡的治疗上,张从正使用的方法较多,但比较有特色的主要有:第一,针放血疗法,如在《儒门事亲·卷四·背疽四十六》中他认为“背疮初发,便可用藏用丸、玉烛散,大作剂料,下脏腑一二十行。以针于肿焮处乱刺血出,如此者三”[2];又如治“一省掾痤疖”案,即是“先令涌泄之,次于委中以针出紫血”[2]。还有如治“十余岁一富家女子背疽”案,“以针绕疽晕,刺数百针,去血一斗。如此三次,渐渐痛减肿消,微出脓而敛”[2]。第二,心理疗法,如《儒门事亲·卷五》中“疮疖瘤肿五十一”、“疮肿丹毒五十二”、“金疮五十四”即介绍了采用心理疗法治诸疮肿的方法。第三,吐下之法,此法在上面的放血疗法中已有叙及,故不再重论。此外,张从正还在《儒门事亲·卷十五》中创立了许多治疗疮疡的外用方,也值得我们学习。
对于疮疡,张从正还提出了饮食禁忌,如忌鸡、猪、鱼、兔、酒、醋、热面等所谓“动风之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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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垣疮疡证治特色
论疮疡病因病机,则之于脾胃失调,营气不从
对于疮疡的发病机制,李东垣根据《内经》“营气不从,逆于肉理,乃生痈肿”、“膏粱之变,足生大疔”作了进一步发挥。他认为,荣卫者,皆营气之所经营,营气即胃气,故“营气为本,本逆不行,为湿气所坏,而为疮疡也。膏粱之变,亦是言厚滋味过度,而使营气逆行,凝于经络为疮疡也”[3]。“今富贵之人,不知其节,以饮食肥之类,杂以厚味,……逆于肉理”[3]等。可见,李东垣认为疮疡之所以发病,是因为恣食膏粱厚味,或醇酒炙煿,或辛辣刺激之品,使脾胃运化功能失调,脾不运化,气机阴滞,营气不从,逆于肉理而致。
论疮疡治法,遵刘守真托里、疏通、行营卫三法,强调循经用药
对于疮疡的治疗,李东垣遵循刘完素托里、疏通、行营卫的治疗大法。在其《活法机要·疮疡证》中也指出了“治疮之大要,须明托里、疏通、行营卫之三法”[3],这在前面刘完素的证治特色中已有阐述,在此不再赘叙。
此外,李东垣在此基础上,还十分强调循经用药。因疮疡发生的部位和经络不同,故用药也应选取相应的归经药物,使药力直达病所。他在《东垣试效方·卷三·疮疡门》中曰:“宜于所见部分,用引经药,并兼见证药,中分阴证阳证也”[3]。如:手足太阳经证,用羌活、独活、防风,方如内托羌活汤;足阳明经证,用升麻、葛根、真漏芦,方如救苦化燥汤;足厥阴经配柴胡,如内托黄芪柴胡汤;少阳经配伍柴胡、黄芩,方如内托黄芪酒煎汤等。此外,又如“连翘此一味,十二经疮药中不可无,乃结者散之”[3];黄芪亦疮家圣药;肉桂阴证疮疡须用之;在于上焦加黄芩,在于中焦加黄连,在于下焦加黄柏等。这些都体现了其根据经络及部位循经用药的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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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丹溪疮疡证治特色
论疮疡病机,为气血本虚,火热气结,乘虚而发
对于疮疡的发病,朱丹溪认为乃是气血本虚,而火热气结之毒,乘虚而入所致。如在《脉因证治·卷下·三十七痈疽》中所说:“火之毒,气结之毒,从虚而出也”,“盖厚味之火,气郁之结,壅滞经络,或引痰饮,血为之滞,气为之乱,积久从虚而出其经也。”[4]《丹溪心法·卷五·痈疽八十五》也有“痈疽只是热胜血”[4]之说。可见,丹溪对疮疡病因病机的认识,其核心也在于“火”。
论疮疡治疗,注重整体,内外兼治,善辨经络,巧用外治
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最后一位,他集金元医学之大成于一身。故对于疮疡的治疗,他总结了前人经验并结合自身实践,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疗方法。首先,他注重整体,内外兼治。对于疮疡,朱丹溪因认为是气血本虚,火热气结之毒乘虚而发,故治以当补益气血,泻火散气为法。一般认为,补法常用于疮疡后期,但丹溪应用补法不分先后,但凡有虚弱见症即可补气血以固其本。如对于漏疮之治疗,他认为“须先服补药,以生气血,即参、芪、术、归、芎为主,大剂服之”[4]。朱丹溪在临床践中还体会到,疮疡虽生于局部,但往往是全身病变的表现。故对于疮疡诸疾的治疗,他认为应内托外散,表里兼治,尤以调理脏腑,使毒外发之内托法为主,他指出了“内托之法,河间治肿焮于外,根盘不深,形证在表,其脉多浮,病在皮肉,非气盛必侵于内,急须内托以救其里,宜复煎散,除湿散郁,使胃气和平”[4]。
其次,他注重经络辨治。疮疡痈疽诸症发生的经络部位不同,不仅说明受病的部位不同,还可以根据经络气血盛衰的性质,推测疾病的预后。故他在《格致余论》中专列《痈疽当分经络论》一篇进行论述。他说:“六阳经、六阴经之分布周身,有多气少血者,有少气多血者,有多气多血者,不可一概论之。”[4]若疮疡生于多气多血之经则易治,如生于多气少血之经则难治。故他强调少阳、厥阴为多气少血之经,如患痈疽,预后不良,即“诸经惟少阳厥阴经生痈疽,理宜预防。以其多气少血,肌肉难长,疮久未合,必成死症”[4]。故治疗当补益气血,使“血气无亏,可保终矣”[4]。并在《格致余论》中举成败两方面的病例,来说明分经络辨治的重要性。
最后,丹溪还能灵活运用外治之法,强调内治而不局限于内治,常结合外治法取效。如在《丹溪心法》中除记载有内治之药外,尚有灸法、外敷法、熏法、洗法等方法。
总之,刘完素论疮疡,乃因怫热郁结,创托里、疏通、行荣卫三大法,并提出可用针灸方法治疗疮疡;张从正用放血疗法、心理疗法、吐下之法治疮疡为其特点;李东垣从脾胃失调,营气不从病机出发,治疗宗守真,并强调循经用药;朱丹溪注重整体,以补益气血、泻火散气进行内外兼治,尤重托内。强调经络辨治,灵活运用外治法。可见,金元四大家对疮疡的认识,各有特点而又日趋完善,至今仍值得我们总结与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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